对于美国、丹麦和加拿大等高收入国家来说，收入不平等和二氧化碳排放有着内在联系——但德雷塞尔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对这种联系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发现这种关系并不固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并且会因排放成分的不同而不同。这些发现可以帮助各国制定减少有害温室气体排放的方针，同时缓解国内收入不平等。

该研究由文理学院助理教授黄晓瑞博士主持，采用多维排放概况 (MEP) 框架来研究收入不平等与排放之间的关系如何因人类活动类别而异。

该研究发表在《社会力量》杂志上，研究了四种排放成分，即二氧化碳排放活动，它们对缓解气候变化具有独特的影响，研究使用了 2004 年至 2015 年间 34 个富裕国家的数据：

国内供应链活动产生的排放

出口所含的排放

最终用户活动的直接排放

进口隐含的排放

这些成分被视为减缓气候变化的不同干预点，它们通过国内和全球供应链相互联系。黄应用 MEP 框架研究了这四个排放成分如何与国家收入不平等存在异质性关系。多维分析确定了可以通过减少不平等的政策(协同作用)减轻的排放成分以及可能因此类政策而增加的排放成分(权衡)。

该研究采用统计模型来研究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一国人口前 10% 的收入份额之间的联系——这一指标反映了收入在分配顶端的集中程度。黄发现，在大衰退之后的 2009 年至 2011 年，前 10% 的收入份额与直接终端用户排放量呈负相关，而在 2011 年至 2015 年，与出口排放量呈正相关。

黄说：“我的理论是，直接终端用户排放和出口所体现的排放通过不同的机制与前 10% 的收入份额相关。”

先前的研究建立了三种共存的理论机制：权力和政治经济、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消费模式或“凡勃伦效应”以及家庭的边际排放倾向。

“政治经济机制关注的是收入集中在收入分配顶层如何使富人有能力破坏包括出口导向型行业在内的一般生产活动碳排放的监管，”黄说。“前 10% 的收入份额通过政治经济机制与出口所体现的排放相关，这种关系在 2011 年至 2015 年变得更加明显。”

“相比之下，‘凡勃伦效应’和边际倾向机制与消费活动联系更为紧密：前者关注的是国内收入不平等如何刺激竞争性和模仿性消费，而后者关注的是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的社会分布，这些家庭在额外收入方面的边际倾向各不相同，因此会排放二氧化碳，”黄教授说道。“收入不平等通过这两种机制与直接终端用户排放相关——2008 年大衰退导致这两种机制的强度发生变化，导致 2009 年至 2011 年呈负相关。”

论文表明，降低收入分配顶端的集中度可以协同减少出口所带来的排放，但可能会在某些时候增加直接终端用户的排放，例如在经济衰退期间和经济衰退之后。

黄说：“为了缓解气候变化和日益扩大的经济不平等的双重危机，加强二氧化碳减排与减少不平等之间的协同作用至关重要。”

黄建议，这些见解可以指导政策努力，以改善协同效应，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权衡。减少不平等的政策(目前正在考虑的一个例子是对亿万富翁征收全球税)应与改善低收入人群福祉的措施一起实施，而不会导致他们直接化石燃料消费无意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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