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对于一位对自然界坏消息麻木的保护生物学家来说，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每两年发布一次的《地球生命力》报告也清楚地提醒我们，我们未能阻止生物多样性(生物的种类及其所栖息的生态系统)的丧失。

2024年报告使用了一个指数，该指数追踪了1970年至今35,000个种群的5,495种野生脊椎动物(即有脊柱的动物，包括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的命运。在过去50年里(1970-2020年)，这些受监测的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缩减了73%。

淡水生物种群(如鱼、青蛙和蝾螈)的情况更糟，减少了85%。海洋生物种群的情况稍好一些，减少了56%。然而，考虑到从微塑料堆积到深海采矿等海洋威胁，最好不要将这些数字视为保护优先事项的绝对指导。

这些结果也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报告称，自1970年以来，野生脊椎动物种群数量下降了95%，而欧洲和中亚地区则下降了35%。

这些结果告诉我们什么

世界上已经失去了近四分之三的野生动物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些趋势实际上反映了种群规模的相对变化。这些趋势可能包括同一物种在不同地区表现不同的趋势。将如此多的变化压缩成一个指数的挑战可能会造成混乱。许多人认为这个数字与个体损失或灭绝的绝对衡量标准有关。

本报告中使用的地球生命力指数不时受到生态学家的批评。最近有人认为，有必要从监测不力的种群(通常在热带地区)中删除零散数据，以减少偏差。然而，这些偏差是我们对野生动物保护状况的理解所固有的。

来自温带国家(例如欧洲和北美)的研究较多，来自热带国家的研究较少;对大型或有吸引力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研究较多，但对其他一切的研究较少。删除热带地区稀疏的数据只会加剧这些偏见。

欧洲和地球温带其他地区下降幅度较小，这可能具有误导性。几千年前，当农业扩张摧毁了大部分森林、天然草原和湿地时，脊椎动物种群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年来的累积变化肯定远远高于1970年相当随意的基线所揭示的。生态学家称之为“转移基线综合症”。

至关重要的是，科学家缺乏大多数热带物种的长期监测数据，而这些物种目前正受到大规模栖息地丧失的威胁。保护生物学是一门危机学科——它不能等到所有可用数据都到位后才发出警报。

许多数据来源都普遍认为，生物多样性正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侵蚀。例如，我领导的研究强调，大约一半的鸟类物种数量可能正在减少，而6%的鸟类物种数量呈上升趋势。

临界点

除了物种之外，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报告还特别关注地球的临界点。这些临界点是地球系统的阈值，一旦突破，将给人类和自然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

例如，亚马逊雨林可能存在一个临界点，一旦超过这个临界点，雨林就会迅速消亡。该地区的气候已经发生变化，降雨量减少且难以预测，再加上旱季延长，增加了野火风险。砍伐森林正在加速这一过程，因为树木本身会产生森林生存所需的湿度。

研究表明，一旦森林总量损失约20-25%，整个生态系统就会退化为某种更为开放的林地生态系统，其中的碳含量会大大降低，物种也会大大减少。目前，森林损失率约为17%。

这不仅会引发亚马逊生物多样性的连锁灭绝，还会对当地、区域乃至全球气候产生影响，可能危及整个西半球及其他地区的农作物。亚马逊野生动物在保持雨林恢复力方面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他生态系统中面临临界点的物种也是如此。

报告正确地详述了保护方面的成功案例，例如重新引入欧洲野牛和达尔马提亚鹈鹕并对其进行法律保护。然而，由于农田被废弃，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减少，许多大型哺乳动物得以重返欧洲。这并不像有些人声称的那样，表明经济发展必然会导致自然恢复。

由于食品体系的全球化，这片土地被遗弃在大自然中。从本质上讲，在其他地方质量更好的土地上生产食物可以更有利可图。因此，保加利亚灰狼数量的增加可能与巴西鬃狼栖息地的丧失有关，在巴西，物种丰富的稀树草原被改造成大豆田，然后运往欧洲喂养养殖动物。

我们该怎么做?

这些相互关联的结果反映出人类面临的首要挑战。将曾经是雨林的土地上种植的大豆出口到遥远的养鱼场，是否是对资源的最佳利用?该报告181次提到食物，因为食物的生产是陆地栖息地丧失的主要原因。

尽管热带物种种群趋势数据稀少，但卫星和地面评估结果一致显示，热带雨林和稀树草原等热带栖息地的面积正在减少。它们被农场和其他土地用途所取代，无法维持原有的生物多样性。因此，我们吃的食物对整个生物圈都有影响。

改变我们的消费模式对于阻止栖息地丧失和为野生动物和全球农业所依赖的生态系统服务保留土地至关重要。

保护区长期以来一直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措施的基石。2022年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协议要求到2030年保护30%的土地、水域和海洋。英国已承诺应对这一挑战，但已经意识到自己未能做到。最新的进展报告指出，英格兰只有2.9%的土地得到有效保护和良好的自然管理。

该报告承认保护区未能实现目标，并敦促加强原住民和当地土地使用权、支付生态系统服务费用和更可持续的管理。大多数保护生物学家都同意这一观点。

正如之前强调的那样，迫切需要挑战现行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并解决与财富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丧失驱动因素，例如全球化商品贸易和碳排放。

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时机是1970年。第二最佳时机就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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